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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回眸｜山东大学青岛三十年，竟有这么多大师云集在此！ [打印本页]

作者: 爱死你2011 时间: 2016-10-25 06:46
标题: 回眸｜山东大学青岛三十年，竟有这么多大师云集在此！
山东大学与青岛的情缘，绵亘无绝
如今的山东大学青岛校区
已然红墙绿树，平地生姿
小鲜肉们，也即将与青岛明媚的秋一道
如约而至
然而，在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你可知
在青岛的山东大学，多少名师在此耕耘奉献？

才子型学者陆侃如

陆侃如出生于江苏海门一爱国士绅家庭，原名侃，字衍庐，笔名小璧。文学史家，一级教授，曾任山东大学副校长。

1947年秋，陆侃如和冯沅君应国立山东大学校长赵太侔的盛情邀请，离开了沈阳东北大学到青岛山东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任教。陆先生在教学工作方面，一向勤奋刻苦，既善承前贤，又勇于创新。在培养青年教师方面，倾心关注，严谨不苟，凡是受他教诲的人，无不为之感佩。他通过采用个别辅导、共同合作和举办讨论班的教学方式，为山东大学培养了一批古代文学的研究人才。在科研方面，在他的指导下，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先后写作的《楚辞选译》、《文心雕龙选译》、《刘勰论创作》、《刘勰和文心雕龙》等著作，都具有较高水平，受到全国学术界的注目。

陆侃如与冯沅君比翼齐飞。他与冯沅君教授的结合更是世所盛传的人文佳话。两人同为法国巴黎大学的文学博士，都是新中国的一级教授，又都曾担任过山东大学的副校长。他们合作撰写的《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中国古典文学简史》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水产学家朱树屏

1946年10月国立山东大学复校招生，水产系首届录取53名新生。当时，水产系新设，有名无实，学生只有先在动物系学习英语、数学等基础课，系务工作则由校方暂为掌管。1946年12月，朱树屏正式接受国立山东大学的聘请。赵太侔在征求朱树屏意见后决定在朱树屏到任前，暂由曾呈奎代理水产系主任。

1947年7月，朱树屏出任国立山东大学水产系主任。此时水产系隶属农学院，由泰山路分校迁回鱼山路本部。朱树屏到任后，将从英国带回有关海洋、水产科研、教学方面的书籍、资料及一些实验设备同时赠送给了水产系。

朱树屏到任之前，应赵太侔校长之托，已编制了水产和海洋系各专业教学大纲和课程安排。到任后，朱树屏结合中国具体情况重新修订了二系教学大纲及各专业课程，他将水产系设置为养殖、渔捞、加工三个专业。与此同时，朱树屏夜以继日编订了浮游生物学、应用湖沼学等多门专业教材。经他多方聘请，戴立生、王以康、王贻观等多位教授和讲师康迪安、辛学毅等先后到水产系任教。朱树屏亲自教授海洋学、浮游生物学、应用湖沼学。由于他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科学实践，讲课生动、丰富、引人入胜，除本系学生挤满教室，植物系、生物系的同学们也纷纷赶来听课，学生们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学习乐趣。

童鱼之父童第周

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时局动荡。国立山东大学悠久的历史，雄厚的学科基础，优越的地缘环境，同时，青岛地处海滨，有利于海洋生物方面的研究，吸引了童第周。在蔡堡先生的推荐下，1934年，童第周举家北上来到国立山东大学，任生物系教授。从此，童第周与山东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5年，童第周在青岛海滨意外发现了文昌鱼，成为继美籍教授赖特1923年在厦门发现文昌鱼之后第二个在中国沿海发现文昌鱼的学者。此后，童第周又和著名华裔美籍科学家牛满江合作作了进一步研究，他们通过把鲫鱼细胞与金鱼细胞结合移植，培育出了双尾金鱼，从而证明了细胞质中信使核糖核酸同样具有遗传功能。这种鱼后来被命名为“童鱼”。“童鱼”的出现，预示着人类将可以培育出各种体现父母优点的鸡鸭牛羊，并可以控制自身生理衰老的过程，将来甚至掀起一场整个世界的绿色革命。

1951年3月，华东大学与山东大学合并。童第周、陆侃如任副校长。分管科研工作的童第周副校长，在华岗创办《文史哲》之时，提出创办覆盖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内容的学报的建议，并由其主持创办了《山东大学学报》。在童第周等地努力下，《山东大学学报》成为受到毛泽东主席关注的全国性综合刊物。
在教书育人方面，童第周特别注重学生实验能力的培养。童第周经常教育学生做科学研究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来不得半点马虎和虚假。童第周教授始终坚持严谨的科学精神和治学态度，为山东大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的优秀学者专家。

作家老舍

1934年，著名作家老舍应邀到国立山东大学文学系任教。当时青大已更名为山东大学，赵太侔接替杨振声担任校长。老舍在山大待的时间虽短，但影响却很大，期间开设的课程深受学生们欢迎。

老舍在山大开的课程有《小说作法》、《文艺批评》、《高级作文》和《欧洲文学概论》，和沈从文原来教的课差不多。老舍生性幽默，一口京片子，学生们都很喜欢听他讲课。但老舍却很谦虚，常常对同学们说：“肚里的东西，两个礼拜，顶多两个礼拜就倒光了！”

老舍与山大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专门写了一篇名为《青岛与山大》的文章，刊载在1936年年度版《山大年刊》上。老舍这样写道：“不管青岛是怎样西洋化了的都市，它到底是在山东。‘山东’二字满可以用作朴俭静肃的象征，所以山大——虽然学生不都是山东人——不但是个北方大学，而且是北方大学中最带‘山东’精神的一个。”

两弹一星元勋王淦昌

1934年7月至1936年10月，王淦昌在国立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此时正值山大历史的第一个黄金时期。王淦昌讲授近代物理学，近代物理实验设备除大部分从德国订购外，不少部件如光电管、计数器都是由王淦昌带领技术员、助教、高年级学生自己动手制造。在王淦昌先生的亲自带领和努力下，两年左右的时间，山大就建立并充实了近代物理实验室。在教学当中，王淦昌结合实际，注重借鉴他的德国老师的经验，强调训练学生从事实验物理学研究的本领，教导学生掌握实验的技巧，把对物理理论的理解建立在实验事实上由于王淦昌先生讲课内容丰富，深受学生喜爱，因而除本系学生外，还吸引了大批外系学生找他请教问题。

几十年过去了，王先生对山东大学的感情却与日俱增。1981年9月，74岁的王淦昌来济南参加一个全国性的会议。他不顾开会后的疲劳和腿上的伤痛，要求“在山大走走”。在王祖农副校长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山大晶体所、微生物实验室、物理系和校园，仔细观看了山大的实验设备，尤其对离子束研究所研制的离子注入机和微生物所自制的仪器特别感兴趣。看到山东大学的进步与发展，王老格外高兴。回到寓所，他接受了山大报记者的采访并和陪同他参观的人合影留念。当山大报记者问他对山大和山大的师生还有什么要求时，王老主动索要了笔墨纸张，题写了“教学相长，科教并重，发挥特长，精益求精，列于世界先进大学前列，并为祖国和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他笑着说：“这就是我要说的。”

中国思想史研究专家杨向奎

杨向奎1946年受聘至国立山东大学任中文系主任。青岛解放后，改任新成立的历史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1956年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院至今。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11部和论文二百余篇。

先生对学生的业务一向要求极严，但如发现青年取得了任何一点有积极意义的进步，则总是关爱有加，破例地大加表彰或鼓励。临近青岛解放时，先生给当时的中文系新生讲授《群经概论》课。有位学生写了篇《读论语札记》的作业，全稿不超过2000字，却提出了不少新论题，先生看后，大为称赞，夸奖其文章有顾颉刚之风。这种特殊的奖赏真使这位学子受宠若惊，永生难忘。90年代初，又有一位我校历史系30余岁的青年写了一篇有关宋史的稿子，向某权威学者提出了挑战。先生看到文章后，马上给我校某领导写信，询问该学子为谁，他深为山大历史系后继有人而高兴。后来还不断给该生通信，多方勉励或布置写文章，压担子。现在这位学子业已成为年轻的博导。

先生在行政领导和学科带头人的岗位上，辛勤劳作，日日夜夜，数十年如一日。尤其在事关发现和培养后备人才、系乎学术生命等战略问题上提出了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创议，如创建山大历史系并任主任，任《文史哲》杂志主编，倡议开发历史档案宝藏，号召历史工作者除文献外必须重视考古和社会调查等，都堪称金声玉振，金玉良言。

译莎学者梁实秋

梁实秋酷爱莎士比亚文学著作，同时，他认识到确实有必要把这些著作翻译到中国来。对于译莎，他从一开始态度就十分积极。梁实秋当时住在青岛鱼山路7号，他除了每周教十二小时课之外，就开始着手翻译。
因为当时国立青岛大学新创办，图书馆里的资料也很少，所以他兼任图书馆馆长期间，广泛搜集莎士比亚戏剧书籍资料，还亲自到上海为图书馆选购图书，建立了莎士比亚图书室。梁实秋还积极与英国一家旧书店建立了联系，经常购备一些平常不易见到的图书，仅《莎士比亚学会论文集》就弄到一大堆，这些印刷品相当陈旧，但内容极具价值。日积月累，图书室就收藏了很多莎翁著作，中文、外文的各种版本都有,且有许多珍藏本，在学术界闻名一时。

梁实秋译莎虽不能逐字翻译，至少尽可能逐句翻译，绝不删略原文，同时还尽可能保留莎剧的特点。他在翻译时不回避，不掩饰，更不删除，还雅以雅，还粗俗以粗俗，坚持“保持莎氏原貌”，以反映当时英国的风土人情。

这项开始于国立青岛大学的莎士比亚翻译工作，最早译成的《哈姆雷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威尼斯商人》、《如愿》、《暴风雨》都是在1936年5月至11月陆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抗战期间他译了《仲夏夜梦》,抗战胜利后交商务印书馆，因通货膨胀，没有出版。抗战胜利后，他又译了《亨利四世》上下篇,上篇在台湾的明华书局出版。1967年，梁译《莎士比亚全集》才最终完成出版，这是梁实秋对于中国文化杰出的贡献。

文学巨擘闻一多

闻一多是1930年来到国立青岛大学的。他被聘为文学院院长。文学院下设中文、外文等系，中文系主任由闻一多兼任。闻一多到国立青岛大学，正是学校初创阶段。那年，国立青岛大学在北平、济南、青岛三处招收一年级新生，闻一多一进校，第一项工作就是参加招生阅卷。很多人都知道，闻一多与臧克家关系上最有名的故事，是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时数学虽然得了零分，但一首颇具人生感悟的短诗，打动了闻一多的心，破格把他录取了。同时，闻一多还引进了不少人才，如方令孺、游国恩、丁山、姜叔明、张煦、谭戎甫等。
在国立青岛大学，闻一多第一年开设的课程有“中国文学史”、“唐诗”、“名著选读”三门。这些课程虽然是闻一多所熟悉的，但为了讲好这些所必须进行的进一步研究，则对闻一多的治学起到了相得益彰的作用。同时，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有了很大进步。在闻一多的唐诗研究手稿中，还有《全唐诗校勘记》、《全唐诗补编》、《全唐诗人小传订补》、《全唐诗人生卒年考》、《唐人遗书目录标注》、《唐人九种名著叙论》、《唐文别裁集》、《唐诗要略》、《唐诗校读举例》、《全唐诗辨证》、《唐风楼捃录》等。仅从这些篇名来看，就足以说明他的勤奋和深入。以上工作，当然不是全部在青岛进行的，但许多是在青岛时期便开了头。

其次是《诗经》研究。闻一多的《诗经》研究是在武汉大学开始的，但他学术成果的基础，则是在国立青岛大学奠定的。他的《诗经》研究很有创新之处，他特别注意运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窥视中国文化源头时代人的心态变化，许多观点与传统的注经结论截然不同，后来得到郭沫若的高度评价。

臧克家三句“杂感”

1930年暑假，臧克家报考国立青岛大学，数学科吃了“鸭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他却被录取了。他持通知到注册科报到时，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庄姓职员笑着对他说：“你的国文卷子得98分，名列第一。闻一多先生看卷子极严格，只得5分10分的很多，得个60分就不容易了。”听了这话，臧克家想，一定是他那三句“杂感”打动了闻先生！那三句“杂感”是：“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作幻光，谁便沉入无底的苦海。”这三句是臧克家尝尽生活的苦味，从中熔炼出来的强烈感受；也是他在武汉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苦痛而又不甘心寂寞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悲痛消沉心情的反映。那一年，国立青岛大学入学考试国文科有两条题目：一条是“你为什么报考国立青岛大学？”，另一条是“杂感”，任做一题。臧克家两题都做了。

闻一多慧眼识佳作，从此，臧克家成为闻教授门下一名诗的学徒。臧克家的第一本诗集《烙印》出版于1933年，那时他只是一名普通的大三学生。闻一多给他的诗集作了序，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学语文课本中，《烙印》中的名篇《烙印》和《老马》成了保留篇目。

沈从文的青岛时光

1931年8月，沈从文应国立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之聘离开繁杂的上海，来到青岛这座美丽的海滨城市执教。

沈从文在国立青岛大学国文系担任讲师，主讲“小说史”和“散文写作”。在国立青岛大学的两年多时间，沈从文除了教课以外，写了几十篇中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构思成文之快，令人叹服，常常数日之内，便有新作问世。他在以后回忆这段创作生活时写道：“可能是气候的关系。在青岛时觉得身体特别好，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写作情绪特别旺盛。我的一些重要作品就是在青岛写成或在青岛构思的”。这一时期，他不仅创作了《八骏图》、《三三》、《泥涂》、《三个女性》、《若墨医生》、《黔小景》、《月下小景》、《静》等小说佳作，而且也写出了如《记胡也频》、《从文自传》这些散文名著。

青岛的水云开阔了沈从文的胸襟，青岛的海风放大了沈从文的人格。1931年在青岛大学教“小说习作”课，因之写成《月下小景》、《八骏图》、《从文自传》诸书，艺术臻于成熟。在青岛海边的这段时间，使他有机会认真地回顾走过来的道路，总结自己的创作，为攀登创作的新的更高的台阶而蓄势储能。他反复咀嚼、温习自己经受的人生，思索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意识到自己生命中蕴藏着充沛的能量，待开发，待使用。他从来也没有这样自信，这样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滓渣，少凝滞，逐渐进入一个最佳的创作状态，种种迹象表明，一个创作高潮即将来临。他后来回忆说：“前一段十年，基本上在学习用笔。后来留下些短短篇章，若还看得过去，大多数是在青岛这两年内完成，并且还影响此后十年的学习和工作”。（《从文自传·附记》，见《沈从文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他已不满足于一般的编排故事，他要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复杂的思想，探索人生乃至宇宙的种种奥秘，追求和描绘理想的人性。可以说，沈从文后来写出的不朽名著《边城》、《长河》也得力于青岛时期独到的思索和艺术创造力的储备。

海洋生物学家曾呈奎

在1935年8月到1938年3月期间，曾呈奎在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任教并兼任海洋生物研究室的主任。为了发展海藻事业，他就经常顶风披月追潮逐流，成年累月地采集标本和研究海藻。他曾撰写的论文《海南岛海产绿藻之研究》，在当时的海藻研究方面就已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他不辞千辛万苦，走遍了北自大连、北戴河，南至广东、东沙群岛，采集了大量的标本。

1946年，曾呈奎毅然放弃美国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决定回国任国立山东大学植物系主任、教授。1947年，他与童第周一起办起了山东大学海洋研究所并兼海洋研究所副所长。他认真教学，积极为国家培养海洋科技人才。

曾呈奎先生20世纪50年代就是山东大学著名的教授之一。他性格开朗，十分健谈。在教学上精益求精，悉心培育人才；在科学研究上更有一种执著追求、锲而不舍的精神。1950年1月，青岛市召开了首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山东大学有十多位教授参加，其中有罗竹风、王统照、冯沅君、童第周、曾呈奎、吴富恒等。曾呈奎先生不论是小组会还是在大会上，他都争先发言，抒发自己对新中国的激奋之情，对海洋科学事业开拓发展的迫切之情，并凭借他多年研究考察的实情，绘出了我国沿海水产事业发展的美好蓝图。他的这些设想和意见，得到了大会代表的一致赞同，有些意见还被采纳而写进大会决议中，为加速恢复与发展青岛的经济建设作出来积极的贡献。

淡水虾养殖之父林绍文

1935年，林绍文受校长赵太侔的邀请，举家来到青岛，担任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教授兼主任。两年多的时间里，他一心扑在工作上，潜心教学，努力开展生物试验。当时，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也在国立山东大学生物系任教，他们同心协力，为生物学科的建设和教学工作作出了突出贡献，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杰出的海洋生物科技人才。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立山东大学奉命迁往内地，林绍文一家也随校南迁，一边逃难，一边教学。冒着敌人飞机的袭击，历尽千辛万苦，他们于1938年撤到贵阳。在此，林绍文就任贵阳医学院生物形态学系教授及主任，并兼省立贵阳科学馆馆长。1940年，又应著名生物学家曾呈奎博士的邀请，赴香港任海洋生物研究所技正（技术职称的一种），并在香港大学生物系担任客座讲师。不久，香港被日军侵占，他携全家又辗转回到贵阳，任中国国防医学训练中心生物形态学系教授兼主任。
抗日战争胜利后，林绍文一家返回上海。

1946年，国民政府农林部委派他主持筹建中央水产研究所。经过他两年多的苦心经营，1947年秋，中央水产研究所正式组建成立，他担任首届所长。这是中国最早的综合性水产研究机构。研究所成立后，林绍文负责组织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洋渔业资源调查，不仅基本掌握了我国东海一带鱼的种类和数量，了解了鱼类生长的水温、食物等条件，更重要的是为我国今后开展大规模的海上调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先后发表了多篇有关昆虫学、水生生物学和鱼类养殖的论文。1949年，该研究所迁至青岛，并逐步发展为今天的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电影先驱洪深

洪深（1894～1955），学名洪达，字伯骏，号潜斋，别号浅哉，江苏武进人，电影戏剧理论家、剧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导演，中国电影的开拓者。1912年，考入清华学校。1934年回到青岛，任国立山东大学外文系主任。他教课之外仍从事戏剧研究和电影创作活动，参加了青岛著名的京剧票社——和声社。他还带领校内外的一些师生，由他导演和主持演出了著名话剧《寄生草》。这一时期，洪深在电影剧本创作上也达到了事业的高峰。

在青岛期间，他创作了中国第一部正规的电影文学剧本《劫后桃花》。该剧通过一个寓居青岛的封建官僚家庭的没落，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长期侵略。《劫后桃花》的上映在中国影坛上引起很大反响，被誉为“历史的照妖镜”，反映了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的历史，揭露了清朝遗老等这群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效劳的汉奸的无耻嘴脸，对宣传抗日起了很大作用。《劫后桃花》等优秀电影剧本，为中国电影艺术首创了文学剧本的样式，尽了开拓者的责任。胡蝶在回忆录上说：“洪深是美国留学生，中外文学造诣都很深，他丰富的生活阅历、熟练的创作技巧使这部电影里的人物刻画入木三分。”《劫后桃花》也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先驱宋春舫

1929年10月，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在青岛开始办公，因筹办图书馆事关急要，乃聘宋春舫为主任（即馆长），专司其事。创办伊始，诸事待理。当时所藏图书，仅有私立青岛大学图书，及济南运来前省立山东大学所馆藏书二十八箱，为数极少且多不适用。宋春舫到职后，积极备置，注重丰富馆藏，并陆续制定了国立青岛大学图书馆暂行组织条例、图书馆贷出规则、阅报室规则及校外人借书暂行规则、借阅指定参考书规则等，为山东大学图书馆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30年，宋春舫还兼任过青岛观象台“观象图书馆”的主任。据青岛市档案馆馆藏的《青岛观象台十周年纪念册》记载，青岛观象台图书馆成立于1930年2月，宋春舫任主任。当时的观象台购买了大量天文、气象书籍，但由于没有专人负责管理，对图书、资料的编排极不规范，既无分大类也无细目，查阅和借、还都不方便。宋春舫查看了原来图书、资料管理的情况后，亲自动手制订《图书目录编排法》，从此青岛观象台就有了图书资料的统一目录编排方法。经过宋春舫的分类编目后，至1933年春，青岛观象台便将该台所有图书资料的目录编印成册，分发同人，还寄送国内学术机关进行相互交流。

教育家蔡元培

1929年春，中日就济南问题达成协议，日军撤走，山东省政府由泰安迁回济南。此间南京政府教育部对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进行调整，蔡元培作为委员会的成员，力主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址设在青岛。理由是：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战争频仍，济南四省通衢，兵家必争；青岛地处海陲，既有舟车之便，又可免战乱影响；且“青岛之地势及气候，将来必为文化中心点，此大学之关系甚大”。筹备委员会根据他的建议，报请教育部批准，遂决定将国立山东大学迁至青岛重新组建，接收私立青岛大学校舍，校名称国立青岛大学。

1930年夏，国立青岛大学筹备就绪，校长杨振声到职。秋季招收新生，开学上课。杨校长效法老教育家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办学方针，打破门户之见，广聘专家学者来校任职任教。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闻一多、张煦、梁实秋、黄际遇、蒋德寿、汤腾汉、傅鹰、曾省等等，均应聘到校。学校重建伊始，即有齐整和较高水平的师资阵容，这确是蔡元培卓识远见的结果。

1932年，国立青岛大学更名为国立山东大学。在此期间，国立山东大学培养出臧克家、汪志馨、庄孝僡、张致一等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为此，这一阶段的国立山东大学，向被大家称之为“兴盛时期”。蔡元培与山东大学的这段历史渊源，是山东大学校史上闪耀光辉的一页。

翻译家、作家赵少侯

1930年8月，赵少侯作为国立青岛大学成立后第一批受聘的教授，时年35岁。在来到国立青岛大学之前，赵少侯曾任国立北平大学教师、中法大学教授兼文预科主任、国立劳动大学教授。

赵少侯不仅是翻译家，而且还是一位作家，他和老舍就合作写过一部未竟的长篇书信体小说《天书代存》。老舍在《序》里，解释了“天书代存”四个字的含义，介绍了与赵少侯计议合编《天书代存》(即《牛天赐续传》)的有关情况。其中说：“《牛天赐传》在《论语》上刊登完。我很愿意写……可是，我抽不出工夫来写。”后来，还是赵少侯出了个主意，他说：“把你我所存的信都放在一处，然后按着年月的先后与信里的事实排列一番，就这么原封发表，即省得咱们动笔，又是一部很好的材料。”

赵少侯教授于20世纪30年代在山大开始发表译作，尤以50年代的成果最为丰硕。他的译作除了一些长篇小说和莫里哀的剧本之外，以莫泊桑、法朗士和都德等的中短篇小说居多，其中莫泊桑的中短篇小说选译了22篇，它们基本上都是集思想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精品。这个时期，赵少侯翻译出版了《迷眼的沙子》、《山大王》和《恨世者》等作品，这应该是他从事翻译工作以来的第一批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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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材来源/《山大第一》、《百年纪人》、山东大学报、光明日报、齐鲁晚报、山大视点等
图/李宗霖人物图片来源网络
整理/隋雪纯
编辑/武中奇陈怡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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